范仲淹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是北宋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他担任参知政事（朝堂二把手相当于副宰相）时，写给宋仁宗的一份改革纲领。这份奏疏的背景是北宋当时内外交困——对外，西夏和辽国虎视眈眈，边境战事频繁；对内，官僚体系臃肿腐败，百姓赋税沉重，土地兼并严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宋仁宗面对这样的局面，迫切希望改革，于是提拔了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一批有能力的官员，并下诏要求他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。范仲淹在接到诏书后，结合自己多年的从政经验和对时局的观察，写成了这份影响深远的奏疏。
这份奏疏的核心思想可以用范仲淹引用《易经》的一句话概括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他认为，任何一个朝代运行久了，制度必然出现弊端，如果不及时改革，最终会导致祸乱。北宋建国八十多年，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局，但如今官场腐败、军队疲弱、财政吃紧、民生困苦，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。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，既有对官员选拔和考核的调整，也有对农业、军事、司法等领域的整顿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所有痛点。
首先，最引人注目的是“明黜陟”和“抑侥幸”这两条，直指北宋官场的两大顽疾。所谓“明黜陟”，就是改革官员的晋升制度。当时宋朝的官员无论政绩好坏，文官三年、武官五年就能自动升迁，这种“磨勘法”导致官员们混日子成风。范仲淹举了个例子：如果一个官员想办实事，比如治理一个县或整顿某个部门，反而会被同僚排挤，说他“多事”；而那些庸碌无为的人却能躺着升官，甚至“坐至卿监丞郎”（混到中央高官）。他建议，今后官员升迁必须看实际政绩，有重大功劳的破格提拔，没贡献的只能原地踏步，甚至淘汰老弱病残的庸官。这样一来，官员们才会真正用心做事，而不是熬资历。
“抑侥幸”则是针对北宋泛滥的“恩荫”制度。所谓恩荫，就是高官子弟不用考试就能直接当官，甚至婴儿都能挂个官职。范仲淹痛批这种现象：一个官员任职二十年，家族里靠关系当官的能有二十多人，导致朝廷“冗官”成灾，财政负担沉重，真正有才的寒门子弟反而没机会。他提出，今后高官只有在国家大典时才能推荐一个儿子当官，其他时间一律禁止。这样一来，既减少了冗官，也能让官员子弟“知艰难”，而不是躺在父辈功劳簿上混日子。不过，这一条后来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，甚至有人质问范仲淹：“你一笔勾掉别人的官职，知道他们全家都在哭吗？”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千古名言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！”。
接下来是“精贡举”，改革科举制度。北宋科举偏重诗赋和死记硬背的“墨义”，导致选拔的官员空有文采却不懂实务。范仲淹主张考试内容以策论和经义为主，先考察品德，再看才学。他认为，这样选出来的人才能“正教化之本”，真正解决实际问题。这一改革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科举调整奠定了基础。
“择长官”和“均公田”则是针对地方吏治。北宋地方官素质参差不齐，许多人靠关系上位，到任后只顾搜刮民脂民膏。范仲淹建议严格选拔转运使、州县官等地方要职，确保他们有能力且廉洁。同时，给地方官分配足够的“职田”（作为俸禄补充的田地），让他们生活有保障，减少贪污的借口。比如他提到，许多官员因为职田不足，不得不“刻剥”百姓，这就像“渴马守水”，很难指望他们不伸手，跟现在的高薪养廉差不多的意思。
在民生方面，“厚农桑”和“减徭役”直接关系到百姓生计。范仲淹建议每年春季由地方官组织兴修水利，开河渠、筑堤坝，预防水旱灾害；同时合并州县，减少官府衙役的数量，让农民有更多时间耕种。这些措施看似朴实，却是从根子上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。例如，当时农民被频繁征发劳役，导致田地荒废，范仲淹的提议让部分人得以返乡务农，所谓“人自耕作，可期富庶”。
军事上，“修武备”主张恢复唐朝的府兵制，在京师招募五万民兵，平时务农，战时训练，既能增强国防，又节省军费。不过这一条因为触及北宋“重文轻武”的传统，遭到朝中大臣一致反对，最终未能实施。而“覃恩信”和“重命令”则是针对朝廷政令的威信问题。范仲淹发现，皇帝颁布的赦免赋税等惠民政策，到了地方常被官员阳奉阴违；同时法令朝令夕改，导致百姓无所适从。他要求严格执法，确保政策落实，法令出台前必须慎重，出台后不得随意更改。
这十项措施中，除了“厚农桑”属于经济政策，其余九条都涉及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改革，可见范仲淹认为“内忧”才是问题的核心。他在奏疏中反复强调，官场腐败会导致“小人得志”“王者失权”，最终动摇国家根本。而改革的关键在于“端本清源”，从制度上扭转风气，而非修修补补。
然而，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庆历新政”仅持续了一年多就宣告失败。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。限制恩荫让官僚集团子弟断了仕途；严格考核让庸官们无处藏身；打击贪污更让许多官员怀恨在心。反对派抓住一切机会攻击范仲淹，甚至诬陷他结党营私。比如欧阳修为了辩护，写了著名的《朋党论》，提出“君子有党”的观点，结果反而坐实了“结党”的罪名，让宋仁宗心生猜忌。加上西夏战事缓和后，仁宗改革的决心动摇，最终范仲淹被调离中央，新政措施大多废止。
尽管如此，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的历史意义依然深远。它不仅是北宋第一次大规模改革的蓝图，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。范仲淹在奏疏中展现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责任感，以及直面既得利益集团的勇气，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。而新政的失败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在专制皇权下，改革若不能获得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，再完美的方案也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。
关于“十事奏”，网上很多版本，很多都不对或者不全面，只要有一个人弄错了，抄他的人全跟着抄错了。有兴趣看原文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明代杨士奇和黄淮编的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这个是当时的两名编者奉永乐朱棣诏所编，他们肯定不敢乱编。文言文挺优美的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原文，言简意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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